我国近代银币种类非常之多，图案精美，制作工整，特别是其珍品、争议品、伪作品和特异品，成为人类收集、辨认和研究的对象，有的已成为长期争论的学术问题。而伪作品主要是指近代造币厂和私人团伙刻意制造的错版币、有意创作的臆造币，也统称为臆造币。这篇文章着重就近代银元臆造币的涵义、分类及其产生途径、臆造手法的主要类型进行专题分析研究，以便为收藏界和学术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从广义看，近代银元是指清末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铸造和发行的各种银币与辅币以及银质纪念币章，还包括相关的铜元。所谓近代银元臆造币，就是对钱币商凭借其钱币方面的知识和对当时历史背景的理解，假借近代历史题材，模拟当时特定时间、事件及其背后逻辑关系，揣摩和迎合藏家的心意，进行创作、作伪和臆造的银元，其目的主要是为收藏销售获利，而不是为流通。严格而言，作伪币是对真币的伪制品，臆造币则是没有经过授权的造假者虚构产物，毫无意义却并非毫无目的，因为其制造者利用信息闭塞而瞄准了粗心大意的收藏者。对于文博界和收藏界而言，最忌讳的是怕吃进冒牌货。“吃”进作伪和臆造之货，也称“喂药”，轻者短暂影响收藏兴致，重者可能欲哭无泪，甚至倾家荡产。

  近代银元臆造币，大体分为三类：一是造币厂刻意制造的错版币，出于造币厂异想天开的想法而特别生产的，被称为造币厂“戏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近代银元错版币有23种银币，通常是由真的钢模，制造不配套的两面的币。这是由于当时造币厂内部监督常常松懈，而工作纪律又缺乏约束，导致造币机构出现非法制造的错版币，它不是因工作偶然的极少失误造成的。

  二是造币厂有意创作的臆造币。在政府没有经过授权情况下，造币厂虚构出符合某一历史事件的币。据不完全抽样统计，近代银元臆造币有110种银币，这些是目前臆造币中代表性抽样。它们是近代造币厂专业方面技术骨干制造的钢模，由专业工人专门生产的臆造币。

  三是私人团伙仿制的臆造币。在某一时期，私人团伙在“地下工厂”设计带有装饰性图案和异想天开的币文，批量铸造出臆造币、仿制币或直接仿制之前的臆造币；还有一种就是改刻，将一种普通的银币改刻成一种稀有的银币。前者主要是一些造币厂废弃的钢模被变卖给收藏者，用来生产造币厂之前的“戏作品”和“创意品”。如此，收藏者往往难以区别这些作品是否为真正造币厂出品。

  一是近代银元臆造币产生最早时间是北洋政府瓦解时期，各铸币厂因生产不景气而开始生产金银臆造币。随着北洋政府逐渐瓦解，政府对各造币厂管控力减弱，各厂人事行政较为独立，但是据当时天津《大公报》的相关报道“欠薪不发，并先后裁去工人甚多”，处于明显的窘态。北伐战争之后，国民政府改首都为南京，原先“直隶”降为“地方”。这些地处京津直隶地区各厂自谋生路，利用信息闭塞，不肖商家就找各种机会凭空想象“创作”设计，由造币厂加工了一批无中生有的钱币，迎合藏家的猎奇心态而大肆牟利。这些臆造币最早大多数来自京津一带，主要是卖给外籍人士与本地收藏家。这些臆造币，主要是为欺骗收藏家而伪作臆造，并非为流通而假造。

  二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京津沪广等沿海大城市一带流行炒作和创作了一批金银臆造币。原先臆造币大多出自京津一带，但自卢沟桥事变之后，主要供应渠道中断，一些商家开始转向在上海近郊制作生产。如此，又有一批新的仿制币和臆造币，蒙蔽了不少人，包括当时一些国内外知名大藏家，如曾任中央造币厂顾问委员、1954年出版其《中国币图说汇考》的著名外籍中国货币金融问题专家和钱币收藏家的耿爱德（Eduard Kann,1889-1962）、伍德华等，连1932年担任过上海中央造币厂厂长徐寄庼，也被臆造币“喂药”过，在其1936年刊印的《近代泉币拓本》一书，收录不少是臆造之品，所收录的292枚中竟有45枚冒牌货，“吃药”的比例之高让人惊讶。可见，当时作伪者利用信息闭塞大胆仿制和臆造，让不少收藏者上当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经济生活条件改善，收藏热持续升温，各种仿制币和臆造币层出不穷，是一个较长持续升温时期。这与进入21世纪各种媒体开设寻宝、鉴宝栏目得到热捧，并在社会中营造了收藏文化氛围有较大关系。这些文物仿制和臆造者，利用大众文物爱好者的猎奇致富心态，不断“创造”出花样翻新各种新品。他们不仅仅局限于传统京津沪广地区，还分布于全国各省会、地市城市甚至县乡。如此，仿制币、臆造币章自然蒙骗了许多人，包括长期从事钱币收藏和研究的专家和爱好者。在他们出版的中国银元图集或通史之类的专著中，不经意间或堂而皇之将多枚臆造币当成珍品列入其中，被作伪者技术之狡猾所蒙蔽。但这在信息检索日益便利和透明的时代，当属十分不应该。

  一是依葫画瓢型手法，创作系列添“经典”。依葫画瓢型臆造币手法，是利用人们对现有真币拥有的历史事实，就合乎常人思维逻辑，创作“系列”臆造币。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开国纪念银币只有一圆一种，钱商就比照“袁大头”系列依画葫芦制作出了孙像、黎像、袁像等共和纪念“中圆银币”。又如辛亥革命初期，十八省军政府不一定都铸造了银币与铜元，钱商利用四川军政府造银币与其铜币在主要图案、种类等上相配的事实，以“江西十八星铜币”为对应物，臆造出“江西军政府造‘壬子’银元”。

  二是顺藤摸瓜型手法，符合逻辑补全“系列”。顺藤摸瓜型臆造币手法，就是沿着现有真币的逻辑，再臆造出一个子虚乌有的“系列币”。如湖南洪宪元年只发行过壹角，臆造出“壹圆”和“伍角”。如“唐继尧拥护共和币”只发过“三钱六分”，臆造出“七钱二分”。又如“民国十八年一分铜币”由于设计与制作都十分出色，于是钱商就“创作”出民国十八年的“壹圆”银币。

  三是添油加醋型手法，子虚乌有改作添“新品”。添油加醋型臆造币手法，就是作伪者在既有钱币上编造一些故事，收藏者一时不察，极容易被迷惑。如京局有银币全套5枚，因毁于庚子之变，臆造者就搭便车制作出一枚可以“改写”中国机制铜币史的“京局十文”铜元。如以大清造币总厂在两院之争期间曾反复铸造过样币的事实，臆造出“江西省造光绪元宝（平库一两）”样币，还利用北洋银元局，臆造出北洋兵工厂代铸币“江西省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

  四是移花接木型手法，迁移创意造“奇品”。移花接木型臆造币手法，利用现有人们基本接受的图案，采取直接迁移或删繁就简，臆造出意想不到的新币。如徐世昌纪念币仁寿同登图案太复杂，就臆造改成“双旗”铜元。最为典型的是，钱商利用十分漂亮的台湾“龙马图”邮票图案，将之应用到银币上，臆造出大清“台湾军饷”壹两。后来作假者将这种币面图案的花饰，“创作”广东、广西、甘肃等系列款式币。更有甚者，孙像有壹圆开国纪念银币，钱商把其正面换成骑马图。

  五是无中生有型手法，事后诸葛亮创“精品”。无中生有型臆造币手法，利用既定的“事实”，事后“自作”创意进行补作，臆造出新的钱品。最典型的是“丙辰纪念币”，袁世凯称帝固然酝酿已久，但官府的造币厂没有正真获得命令也无法制作相关纪念币，因此大典筹备处成立后虽“期其速成、急于星火”，但毕竟雕刻师制模一时间也出不来。作伪者以事后诸葛亮的手法，臆造出“丙辰纪念”。又如作伪者臆造出“孙像骑马图开国纪念银币”“袁像骑马的洪宪纪念银币”。

  六是东施效颦型手法，丰富创意整出“稀品”。东施效颦型手法，就是出于迎合藏家猎奇心态，以丰富创意效仿既有稀少的真币，如法炮制新品，批量创意出系列钱品。例如在北洋政府时代，天津造币厂出的精美人像币是大多藏家普遍搜罗的目标，钱商却拿不出正品，如法炮制出类似的系列钱品，以满足藏家“望梅止渴”之心态。譬如民国十八年“孙像背地球壹圆银币”存世十分稀少，故仿其样式，臆造出“总理纪念银圆”。几乎与此同时，凡是当上总统、执政的都曾制作纪念币章，钱商就创意出其他各大军阀人像臆造币。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家可以对近代银元臆造币形成基本认识，在钱币收藏、相关文博研究上，为研究中国近代银币，辨认其仿制币和臆造币提供初步指南。为此，笔者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建议博物馆增加网络博物馆，将本馆关键性藏品在网上展出，并给予全面介绍。同时在博物馆网络主页适当增加一些关于珍品、争议品、伪作品和特异品的常识介绍，对一些公认的伪作品、臆造品作警示性告诫，可以为收藏、研究的入门者提供比较性研究平台，为澄清基本常识性谬误提供佐证。

  二是具体研究近代某一特定银币时，务必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研究。要具体对造币厂事故币与有意的错版币、臆造币进行甄别，这是经过钱币学界普遍认可的基本要求。

  三是探索制定文物臆造品法律后果的立法工作。能确定地说，对近代银元臆造币的历史遗存物进行收藏、鉴定和研究具备极其重大学术意义，但是若对近代银元臆造币进行再仿制、出售，不作任何仿制标识，以牟取高利的行为，应立法给予规定。

  （本文系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史研究课题“基于银两到银元变迁的虚银两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2123】阶段性成果。作者系管理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高级经济师，兼职教授，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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