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是一个时代最直观的记录和展示。特定的发行时间和发行背景,让每个币种都成为其所在时期经济、政治、生活等各方面的缩影。透过钱币,人类能了解到当时的社会、历史和文化。
近日,《金融时报》记者就钱币与历史等话题采访了钱币学家曹军新,探讨钱币研究的新方向、新思路。
曹军新: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的钱币学在世界上产生时间最早。古代钱币学从一开始就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到了宋代,钱币学被归属到从史学分离出来的金石学中。事实上,金石学主要从研究钱币开始。
古代没有专门的货币史著作,只是以资料汇编形式,存在于史书中,如《史记》中的《平准书》、《汉书》及历代《食货志》,并没有对钱币实物本身进行研究。直至南北朝,出现了《刘氏钱志》和《顾烜钱谱》等专门的钱币学著作,这比欧洲早800余年。之后,历代钱币学的学术性进步很慢,到明代明显停滞了,直到清代,由于考据学风行,钱币学才获得空前发展。乾隆嘉庆时期,金石学得到复兴,形成后世所称的“乾嘉学派”。纵观这一发展历史显而易见,钱币学的演变也从某一些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中国古代钱币学研究更多基于金石学、考据学的思维方法和方法。受此影响,近现代钱币学研究多停留于类似钱币版别等细枝末节的考究上,而往往忽视了货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功能、属性和意义。
曹军新:相较而言,在西方社会,有关君王及历史事件缺乏相应史料,钱币学研究主要是考古学家通过发掘的货币,分析钱币实物,断定其年代,以了解相应的君王面貌(如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并推断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状况。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钱币学研究基于人类文化学、符号学及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普遍采取了类型学、序列法和图像学作为其首要考虑的研究方法,延续了对古代钱币意义的非批判性态度。
到了近现代,钱币货币史学界开始从宏观性古代史研究转向货币史研究,钱币考古学者则把重点放在了钱币年代、发行频率与顺序、钱币与政治经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中国钱币货币史学界受此影响较为显著,如著名学者彭信威在写作《中国货币史》一书时,就在全面介绍钱币铸造形状等的基础上,突出了历代货币流通的分析研究。
曹军新:当前钱币学研究出现“多领域跨学科、多学科大融合”趋势,即在原有宏观史学的基础上,将考古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史学、宗教学和科技学,甚至文学、艺术学引入钱币学研究,从跨文化、跨历史角度研究货币功能、属性及关系。目前有两个突出的代表性转变:
一是情境钱币学的诞生。在人类社会早期,钱币不仅仅具备当代货币的一般功能,还在宗教、仪式、祭祀等领域表现出丰富的属性。但长期以来,钱币学界普遍忽视钱币所具有的广泛的非经济特质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关系。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情境钱币学,恰恰强调的是对遗迹、遗物或曾经所在的运作环境做多元化的分析,这是对传统钱币学局限性的重大突破。近几年来,我所在的“中国货币史研究”创新工作室对历年涉及钱币发现的考古报告进行重新整体研读和考证,我们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条件和历史文献,去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境钱币学。
二是人类钱币文化史学的出现。货币本身就是一部文化史。自人类货币诞生之日起,几乎同时呈现了多元经济和道德世界,以及估值与评价、财富与价值体系等。货币早已超出了硬币、现金、信贷等狭义术语和“四大职能”的定义。作为一种交流媒介,人们从货币交换中所获得的不仅是价格信息,还有政治、信仰、权威等。货币还是人类纪念过去的一种方式,它将人、制度、神灵和祖先之间的关系整合得颇为巧妙,既能够带人们回到遥远的过去,也能够迈向想象的未来。在20世纪中叶人类文化史学的影响下,人类钱币文化史学逐步开始强调对钱币演变进行多因素、多视角的综合分析,纠正当代的认知取向,这是对传统钱币学局限性的又一重大突破。
曹军新:理解这一观点,首先要了解古代货币钱文的基本内容。在古代,不论东方还是西方,国家和政权的政治意图和政策指向除了通过公文系统来体现,钱文也是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中国古代货币钱文主要是由纪重、纪值、纪地、纪年号等文字,以及有日、月、星辰等符号及其他要素构成的组合体。
实际上,除基本要素功能外,年号、纪地等有限的钱文信息与国家政治、社会、经济具有紧密联系,很值得考证。2002年,学者高聪明通过一系列分析南宋孝宗时期四川发行钱引背后的历史事件,发现每届钱引,甚至同届但不同面额钱引的故事都不完全一样。仅南宋孝宗时期发行的钱引便涉及孝、中兴和对外战争、吏治等多个主题,全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走向,这在世界纸币史上很独特。他的研究打开了货币研究的“新大门”。
这些年,我们基于古代钱文政治观,应用人类货币文化史学的成果,做了一些创新性研究工作:一是构建出货币钱文政治—文化(符号)二维分析模式,提出钱文标识概念。此前,钱币学界一直将除文字外的各种符号、记号和暗语混在“钱文书写”要素中,而钱文标识概念则更多强调钱文中所具有的文化属性,这为解读中国钱币文化史提供了新视角。二是构建“货币钱文符号性—经济性—政治性”三维分析模式,提出扩展货币钱文功能的观点,其中,我们所提出的“货币钱文具有国家治理功能”观点,在理论构建上具有突破性和解释性。
曹军新:我把古代货币钱文国家治理功能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政府治国理政时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具体政策、措施和功能。如纪重、纪值的设计与设置,通过设置重量与实际重量的差距,可以反映出政府币值管理及其背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政策意图。又如纪地的标注,则可以反映出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流通所涉及的各种资源的分布和掌控能力。另一类是表现政府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及对其背后的思想、理念和哲学的高度概括,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钱币的纪年号。纪年号一般是以本朝年号为钱币文字重要之制。年号具有“章述德美,昭著祥异,弭灾厌胜,计功称伐”的作用,包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宗教等内涵,是本朝政府新一轮周期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高度浓缩,而铸币按时换年号或铸行新的纪年号币,则是新朝新纪年发挥“正朔”功能的重要载体。
《金融时报》记者:可否以几个例证,简单阐释货币钱文所具有的国家治理功能?
曹军新:这一点上,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货币钱文最具代表性。我把革命时期货币钱文内容做了梳理归纳,将货币钱文的国家治理功能分为以下几个子功能,用于各时期钱文变化的统计分析。
一是政权彰显功能,就是在根据地货币钱文上直接冠以“某政权”名称或“某政权银行+货币名称”等形式,辅以有着非常明显标识意义的图文形式,显著表明货币发行者的政权性质、宗旨和目标等。
二是信仰引导功能,是指货币钱文围绕宣传马列主义、苏维埃社会主义的革命信仰,将革命导师像和革命领袖像印铸在货币上,以提高持票人对根据地政权货币的认识和信仰。土地革命时期,苏区纸币以马克思、列宁头像居多。
三是政策主张功能,是指围绕根据地各项政策尤其是货币经济政策,在货币上以钱文形式体现印铸政策、法规和禁令,辅以相关的标语和口号,进而利用货币在社会各阶层使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来鼓动政治斗争、经济斗争。
四是政治象征功能,是指根据地货币钱文通过印铸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标识和图案,以显性或隐性方式表明货币发行者的政权性质、革命主体性和道路选择性等政治寓意的功能。土地革命时期钱文多以苏维埃徽章、镰刀与锤子等组合图案为标志来体现政治象征功能。抗战后期,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边币则是以中央所在地延安的三大建筑风景来体现其政治象征。
五是信用明示功能,是指货币,尤其是纸币钱文以一定文字表达形式,明确公示本货币与根据地外货币兑换关系,如本货币面值等值兑现银洋、法币比例关系,流通区域及其相关管理、纪律的政策依据和法规,可以间接向根据地各阶层承诺本货币具体的本位制等功效。